第二章 蝶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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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严厉闭关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独裁者们继承了不同幕府时期的大将军制度。自12世纪以来，作为天皇的武家摄政，幕府大将军们篡夺了日本的政权。在那之前，日本处于天皇个人的统治之下，天皇在朝臣们的协助下在京都治理整个国家。然而，帝国官僚制度的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了它自身的衰落。它对地方政府的疏于管理，导致一些地区出现动乱，产生了豪族庄园，而对这些豪族集团，京都的朝廷未能施加有效的控制。结果，实权进入最强大的豪族集团手中，他们的代表就是天皇授予幕府大将军称号的武家首领。他们通过摄政掌控了国家，天皇只对帝国保留了名义上的统治权。
第一个幕府时代，也就是镰仓幕府的大将军们，从1186年到1333年行使了政府的职权。镰仓是他们的代表定都城市的名字。之后，天皇在短期内恢复了权力。但是不久，权纲又落入另一个幕府手中，那就是足利[8]幕府。这个幕府从1336年到1573年在原来的都城京都治理国家。足利幕府衰落后，出现了长期的内战，其间各大豪族为争夺最高权力奋力拼搏。最后，拿破仑式的天才人物丰臣秀吉[9]从纷争局面中脱颖而出，统一了日本。丰臣秀吉是农民出身，死于1598年。然而，他的儿子未能保住其父打下的江山。1600年帝国的独裁政权再度易手，转入德川幕府的首任大将军德川家康的囊中。
德川幕府与之前两任幕府不同，尽管从形式上看仍是封建制，但实际上是君主制。即使在天皇统治之下，日本的政府事务也是由五个权势最大的豪族成员组成的一个议事机构处理的；而德川幕府时代则纯粹是独裁政体。德川家康为他的后代制定了一个决策程序，使他们能把持权力达十四代之久，直至最近在1868年还政于天皇。德川家康不仅削弱了豪族的权力，使他们仅仅保留了名号，还建立了预防所有可能威胁其家族统治的防护机制。他不仅切断了我们与外界的一切往来，还把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以致全民团结一致的观念不复存在。他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来保持军人的权势，并利用我们自己的特性和隐秘的虚荣心来瓦解所有的反对势力。这些都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独具匠心。为了让我们毫无抵抗地背负起例行公事的重轭，他抚慰了我们的情感，通过投合日本民族生来对于过往岁月的热爱和崇拜来愉悦我们的灵魂。事实上，捆绑我们的绳索主要是我们自己编织的，德川家康只是让我们沉睡在传统的蛹茧里，不考虑未来。也许因为他对我们太了解了，我们今天诅咒有关他的记忆。
德川幕府的统治机制很难用一两句话来适当地描述：它不仅极为复杂，而且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没有明显的类似体系。它呈现了一个完全与世隔绝且自给自足的独特社会景观，这个社会通过自身的作用与反作用，生出了社会中的社会。每个社会都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学艺术表达方式。它展现了欧洲阶级差别的所有奥妙，还含有印度种姓制度的元素。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它的主要层次。
首先，天皇至高无上————这个神圣的概念是日本开国以来的思想遗产。神话将其神圣化，历史将其亲近化，诗歌将其理想化。佛教以印度对“持法者”[10]的崇敬丰富了它，儒家学说以奉献给“天子”的忠诚确认了它。天皇也许不再过问政事，但他永远君临天下。他的存在并非出于神圣的权利，而是来自圣法，是天人合一的事实。他始终在那里，就像我们挚爱的永远默默矗立的美丽的富士山，或是永远冲击着海岸的烟波浩渺的大海。
然而，不要忘了，天皇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非始终如一。就像因其无可置疑的存在，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大自然每天的变化，同样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天皇的变化；亦如沐浴在日光中，我们没有注意到头顶的太阳。长期以来，连绵不断的篡位阴云遮蔽了天空，对天皇大宝的忠贞不渝变得十分遥远，尽管并没有完全被忘却。到了16世纪，德川家康接掌幕府大将军一职，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绝对君主，所有关于天皇个人统治的记忆已经被遗忘了。由于过去的威望，天皇的朝廷仍然设在帝国政府的前都城京都，但它只是过去辉煌的黯淡倒影。在他制定的政体中，伟大的天才德川家康显然充分承认了天皇的存在。以前的幕府将军往往对朝廷显示出傲慢与轻蔑的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川家康竭力对朝廷表现得毕恭毕敬。他增加了天皇的岁入，邀请各位大名（封建诸侯）参与翻修皇宫，恢复了朝廷的各种礼仪，为皇室的福祉提供不倦的服务。他甚至开启了幕府大将军个人向天皇宣誓效忠的仪式。每年，他还组织一支宏大瑰丽的游行队伍，从他的江户城堡（现东京）缓缓地向京都行进。一路上，百姓们看得眼花缭乱，欣喜若狂。这一切都迎合了日本民族对于传统的热爱，被认为宣告了太平盛世的到来。
但是在对皇位忠诚的表象下，隐藏着德川幕府最微妙的陷阱。如果说他们意识到必须保留对皇位的崇拜，他们却规定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高阶僧侣，其他人应当怀着敬意远远地敬拜。以神圣的名义，京都朝廷被剥夺了以往的摄政们允许它保留的最后一点政治权力。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在京都，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朝廷，实际上这支队伍的成员却是从德川家族久经考验的卫队中选拔的。他们连续邀请一位皇族王子遁入空门，作为上野寺庙的住持住在江户。这意味着他们在江户始终控制着京都的一位人质。在未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大名们不得向天皇进言。
对于看不见也听不着的天皇，人们怀着一种神秘的敬畏感。天皇的宫廷现在成了最严格意义上的“禁地”。在半宗教性概念里，朝廷丧失了它自古以来的重要政治地位。难怪最早访问我国的西方人写道，日本有两个统治者，江户的世俗统治者和京都的精神统治者。尽管我们的祖先在德川幕府时期不断向天皇表示效忠，他们却完全没有我们今天所怀的火热激情。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而在我们看来，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皇家血统被认为高于所有的阶级差异。仅次于天皇的社会等级是公家，即京都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公家在社会上的高贵地位源自他们与天皇的关系。由于接近天皇，他们被诗意地称为“月亮的朋友”和“云的客人”。他们的命运与皇室的兴衰息息相关。自他们积极参与帝国事务之日起，日本在政治上经历了无数的变迁。尽管如此，公家对皇室始终忠贞不渝。这是日本民族另一个执拗地墨守成规的突出例证，这一特性使其在迎新之际并不辞旧。
公家是那些参与了从645年到1166年期间天皇统治的王侯官宦的后人。那时的政体以及社会风俗和艺术表现形式，主要仿照中国唐代的模式。公家始终是旧体制理念的守护者。在中国一次又一次尝试推行新政策之时，日本在向德川幕府君主制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封建制的不同阶段。然而，公家仍然生活在12世纪以前的时代。他们的装束是11世纪的，他们遵循的礼仪是10世纪的。他们用唐朝的语音语调朗诵中文，随着舞乐的古典节拍翩翩起舞。这些都是9世纪之前的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欣赏藤原诗歌的语言纯正，作画时运用传统画派的技巧。正是由于他们热衷于缅怀以往，我们才保留了印度教的各种礼仪及中国早期的佛教教义。
由于这些达官显贵与天皇交往密切，他们在国家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德川幕府迎合并尊重他们。公家的地位排在大名之前。他们的收入，即使没有大大增加，至少还是有保障的。部分公家一定对这最后一点感到欣慰，他们还记得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有诗人亲笔题字的诗卷的苦日子。他们心满意足，而德川幕府通过通婚和及时提供财务支持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公家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尽管他们依然可以保留动听的头衔。枢密院官员负责辩论爱情小夜曲的优缺点，而高级国务大臣的职责是主持夜莺比赛。正是在这种精致的愚蠢日子里，我们棋局中的王后被帝国严肃下令撤销了。
从理论上来说，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京都朝中贵族的就是将近三百个被称为大名的封建领主（真正的显贵）了。然而，他们实际上比前者傲慢得多，权势也大得多。大名们分为不同阶层：前朝豪族的后裔外样大名[11]，和近期被德川幕府封授为贵族的大名。后者不是因为杰出贡献，就是因为他们与德川家族的某个成员有血缘关系才获此殊荣。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早期阶段，鉴于自古以来的尚武精神尚未被驯服，外样大名仍是一股对幕府构成巨大威胁的力量。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们采用了什么方法来维护军人的权势，使大名们通常处于绝对的控制之下，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任何一张德川幕府早期的日本地图都会显示，有封邑的藩国的散布状况使它们之间完全不可能结成政治联盟。在这种地图上，我们发现德川幕府封授的大名的领地范围在不断扩大，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像楔子一样插进以前受封的封建领地之间。渐渐地，全国各地交通要道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都从外样大名手里被夺走，转交给大将军本人，或是他的宠臣。他们还召集大名们到江户来开会，讨论领地的权利问题。这种做法不久就导致了一个新制度的开启，那就是每位大名每隔一年必须离开自己的封地，亲自前往江户对大将军宣誓效忠。而他的家人则被要求长期住在京城，作为人质。这样一来，在大名们不受大将军直接控制的时段里，他们的很多时间消耗在往返于从封地到京城的路上，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策划或实施反对政府的阴谋。新颁布的继承法规定，每个封建领地的承继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所有的婚姻也是如此。通过邀请大名们协助整修皇宫和其他公共设施，持续耗去封邑的收入。嫉妒和对抗的行为受到鼓励，以致大名之间形成互不信任和相互刺探的可悲局面。
对这种状态进行反抗的外样大名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虚弱。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惩处，不是被削减了受封的领地，就是被调动了职务，或是财产和领地均被没收。最后这项处罚一般伴随着死刑。他们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国家政府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封建制，但实际上已变成君主专制————有大家长式的仁慈，但绝对是专制的。他们不久就发现，他们最微小的行动也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以致他们开始信不过自己的家臣和随从。严厉的监视对象不只限于外样大名。由于担心行政权力与世袭影响相结合，德川幕府千篇一律地从他们自己封授的权势较小的大名中挑选内阁大臣。德川家族中有权势的成员和外样大名一样受到严厉监视。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在还政于天皇的斗争中，大名们对德川幕府的同情度不高。
大名之下是武士，或称为佩剑的绅士，有四十万之多。他们不是直接为大将军效劳，就是供职于各位大名的麾下。他们是世袭的。由于禁止与下层人士通婚，他们的血统很纯正，只有构成最下层武士的步兵除外。武士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佩戴两把剑，以及家族的徽章。武士内部又分许多阶层，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高层武士的庄园往往比小封邑领主的庄园还要大，收入也比他们丰厚。然而，根据武士的惯例，所有的武士都享有战友情谊带来的平等。正如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好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绅士，幕府将军也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第一武士。
不过，随着德川幕府的到来，大名和武士的存在就像京都的朝中贵族一样，变得不合时宜。武士是从12世纪帝国官僚制度崩溃到17世纪德川君主制兴起这段封建时期的产物，他们以异乎寻常的执着紧紧抱住以往岁月的理念不放。他们钟情的艺术是反映15世纪潮流的狩野派[12]，他们欣赏的音乐和戏剧是16世纪的日本歌舞能剧。他们日常的装束、喜爱的建筑和使用的语言保留着德川幕府之前那个时代的风格。他们的宗教信仰遵循禅学的宗旨，禅学是封建时期重要的灵感之源。事实上，武士的全部行为法典都是镰仓和足利时代的骑士留给他们的祖传法宝。在镰仓和足利时代，日本就是个大兵营。
德川家康接受了日本的现实，并利用了这个民族的习性与癖好。他通过军人阶层对传统习俗的热爱和以服从为天职的精神，使其默不作声。对于每件事的规定都以先例和惯例为准绳。武士和大名的儿子要严格追随其父的足迹，不能幻想出现改变。通过向武士灌输儒家思想，德川幕府既安抚了他们的好战天性，又鼓励了他们对传统的敬仰。关于他们称之为德川太平盛世的统治如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话语不断传入武士们的耳膜，以致他们希望并相信这一太平盛世会经久不衰。
在德川幕府时期，大名和武士的生活并不缺乏娱乐活动。除了击剑、巴西柔术比赛、放鹰捕猎和射箭竞技以外，他们还有能舞、茶道和没完没了的宴会。在那些宴会上，他们会如数家珍地细述其祖先的功勋。此外，他们还会花很多时间在樱花树下，作一些拙劣的中文诗。他们通常很富有，总是挥金如土，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蔑视根深蒂固。他们会为了一个罕见的宋代花瓶或是一把正宗铸造的剑一掷千金。令人叹为观止的后藤家族的金属工艺以及高丽氏的莳绘工艺，就是在他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大名和武士阶层的消失，日本的艺术鉴赏水平才急剧下降。
被自己的主公辞退或是由于他们为其效劳的领主被废黜而失业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有时候，一位在文学上有才华或怀有学术抱负的次子成为浪人，靠教书维生。浪人保留了武士阶层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而独立状态又赋予他们个性和思想上的自由，这是他们更加正统的兄弟从未享有的。正是浪人学者将明治维新的第一个讯息昭告于天下。
社会地位上的第四等级是平民，他们依序分为农民、艺人和商人。正如欧洲君主制兴起时百姓们辅助国王反对贵族一样，在日本，德川幕府发现平民是他们对付封建诸侯的最佳盟友，因而给了他们许多前所未有的特权。大众的生活和财产因此有了保障，在掠夺成性的豪族统治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甚至还可以进行自治。工商业不受干扰地蓬勃发展起来；农业尤其受到鼓励，因为政府的税赋就是通过大米来征收的。正是由于平民阶级，我们才有了闻名于世的日本艺术和工艺。我们要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戏剧和大众文学，以及鸟居[13]和北斋的浮世绘[14]。
然而，对于平民，德川幕府实行了隔离政策，通过传统的藩篱把他们圈在社会大厦的一个隔离层里。他们可以从事自己的行业，追寻自己的乐趣，但被禁止进入属于更高阶层的领域。他们不得佩戴家族徽章，甚至不能拥有姓氏。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剧场和那一类的演员，但是不能聆听武士阶层的能乐，不能观赏京都达官贵人所钟爱的古典舞蹈。
为了防止他们起义，所有的平民都不得拥有武器。数量庞大的秘密警察被用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稍稍流露一丝不满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无言的恐惧萦绕着他们，似乎所有的墙外都有人在偷听。他们只能劳作和服从，不能提出质疑。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才华横溢，平民终生都只能是平民。被无情的习俗和框框所环绕，他们的精力只能通过生活中的轻佻和宗教的忧伤来发泄。对于比较严肃的平民来说，宗教就是祈求无量佛[15]以无边无际的慈悲来广度众生。我们是否要惊叹，这种想法在印度教虔诚的信徒中也很突出？我们是否要指责，他们中间比较软弱和轻浮的人在将愚蠢理想化的过程中寻求忘我？
在平民之下，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之外的是贱民。他们是罪犯的后代。在早期，他们不得与其他家族通婚，因此独自形成了一个等级。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因为他们垄断了鞣制皮革业和皮革产品。根据佛教教义，这些行业被认为不洁。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就是从这些人里任命的。在明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治维新之前，与贱民阶层的任何接触都被认为有辱门风。
民族意识之流，被习俗筑起的水坝和堤防所分流，只能变得越来越狭窄，以致最后淤塞了。17世纪末，天然冲动之流枯竭了。后来出现的东方思想偏重微观的倾向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即使在中国也前所未有。我们的生活变得像矮小的盆景，那正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典型产物。只在可以自由发挥的文学艺术领域，才能发现些许活力。那个时代全民自我关注的趋势赋予日本艺术一种特殊的魅力。崇尚传统是风格和典雅的基础，它给所有的表现方式带来不可思议的精美。然而，正是这种古典主义趋势妨碍了艺术家进行浪漫主义尝试，因为在注重形式的大潮下，真正的个性受到压抑。各阶层在社会生活与理想方面的分野再次阻止了有创造力的心灵反映民族整体的爱好与志向。尽管在细枝末节上表现了一定的机智，偶尔还会有奔放的想象力的神来之笔，却不可能产生像尾形光琳[16]这种水平的画家，或是像近松门左卫门[17]这样有实力的诗人。一些艺术家就像美丽的水池，可以映现出当代思想的倒影，却没有一个能展现浩瀚大海般的理想。
不过，日本自己在蝶蛹中蛰伏一定感到很愉快，否则不会沉睡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依然有长者怀念那种悠闲的时日，那时没有人会粗俗到为自己着想。生活虽然有点注重形式，但很优雅。如果一个人能聪明地抓住机会，总能展现优雅的荒谬。“中国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于两千二百年前在披露专制的秘诀时说：“愉悦他们，勿使其疲惫，令其蒙昧无知。”一代宗师德川家康极其忠实地遵守了这些诫命。我们在蛰伏中很开心，我们不喜欢变革，我们不寻求知识。
开启严厉闭关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独裁者们继承了不同幕府时期的大将军制度。自12世纪以来，作为天皇的武家摄政，幕府大将军们篡夺了日本的政权。在那之前，日本处于天皇个人的统治之下，天皇在朝臣们的协助下在京都治理整个国家。然而，帝国官僚制度的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了它自身的衰落。它对地方政府的疏于管理，导致一些地区出现动乱，产生了豪族庄园，而对这些豪族集团，京都的朝廷未能施加有效的控制。结果，实权进入最强大的豪族集团手中，他们的代表就是天皇授予幕府大将军称号的武家首领。他们通过摄政掌控了国家，天皇只对帝国保留了名义上的统治权。
第一个幕府时代，也就是镰仓幕府的大将军们，从1186年到1333年行使了政府的职权。镰仓是他们的代表定都城市的名字。之后，天皇在短期内恢复了权力。但是不久，权纲又落入另一个幕府手中，那就是足利[8]幕府。这个幕府从1336年到1573年在原来的都城京都治理国家。足利幕府衰落后，出现了长期的内战，其间各大豪族为争夺最高权力奋力拼搏。最后，拿破仑式的天才人物丰臣秀吉[9]从纷争局面中脱颖而出，统一了日本。丰臣秀吉是农民出身，死于1598年。然而，他的儿子未能保住其父打下的江山。1600年帝国的独裁政权再度易手，转入德川幕府的首任大将军德川家康的囊中。
德川幕府与之前两任幕府不同，尽管从形式上看仍是封建制，但实际上是君主制。即使在天皇统治之下，日本的政府事务也是由五个权势最大的豪族成员组成的一个议事机构处理的；而德川幕府时代则纯粹是独裁政体。德川家康为他的后代制定了一个决策程序，使他们能把持权力达十四代之久，直至最近在1868年还政于天皇。德川家康不仅削弱了豪族的权力，使他们仅仅保留了名号，还建立了预防所有可能威胁其家族统治的防护机制。他不仅切断了我们与外界的一切往来，还把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以致全民团结一致的观念不复存在。他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来保持军人的权势，并利用我们自己的特性和隐秘的虚荣心来瓦解所有的反对势力。这些都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独具匠心。为了让我们毫无抵抗地背负起例行公事的重轭，他抚慰了我们的情感，通过投合日本民族生来对于过往岁月的热爱和崇拜来愉悦我们的灵魂。事实上，捆绑我们的绳索主要是我们自己编织的，德川家康只是让我们沉睡在传统的蛹茧里，不考虑未来。也许因为他对我们太了解了，我们今天诅咒有关他的记忆。
德川幕府的统治机制很难用一两句话来适当地描述：它不仅极为复杂，而且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没有明显的类似体系。它呈现了一个完全与世隔绝且自给自足的独特社会景观，这个社会通过自身的作用与反作用，生出了社会中的社会。每个社会都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学艺术表达方式。它展现了欧洲阶级差别的所有奥妙，还含有印度种姓制度的元素。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它的主要层次。
首先，天皇至高无上————这个神圣的概念是日本开国以来的思想遗产。神话将其神圣化，历史将其亲近化，诗歌将其理想化。佛教以印度对“持法者”[10]的崇敬丰富了它，儒家学说以奉献给“天子”的忠诚确认了它。天皇也许不再过问政事，但他永远君临天下。他的存在并非出于神圣的权利，而是来自圣法，是天人合一的事实。他始终在那里，就像我们挚爱的永远默默矗立的美丽的富士山，或是永远冲击着海岸的烟波浩渺的大海。
然而，不要忘了，天皇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非始终如一。就像因其无可置疑的存在，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大自然每天的变化，同样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天皇的变化；亦如沐浴在日光中，我们没有注意到头顶的太阳。长期以来，连绵不断的篡位阴云遮蔽了天空，对天皇大宝的忠贞不渝变得十分遥远，尽管并没有完全被忘却。到了16世纪，德川家康接掌幕府大将军一职，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绝对君主，所有关于天皇个人统治的记忆已经被遗忘了。由于过去的威望，天皇的朝廷仍然设在帝国政府的前都城京都，但它只是过去辉煌的黯淡倒影。在他制定的政体中，伟大的天才德川家康显然充分承认了天皇的存在。以前的幕府将军往往对朝廷显示出傲慢与轻蔑的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川家康竭力对朝廷表现得毕恭毕敬。他增加了天皇的岁入，邀请各位大名（封建诸侯）参与翻修皇宫，恢复了朝廷的各种礼仪，为皇室的福祉提供不倦的服务。他甚至开启了幕府大将军个人向天皇宣誓效忠的仪式。每年，他还组织一支宏大瑰丽的游行队伍，从他的江户城堡（现东京）缓缓地向京都行进。一路上，百姓们看得眼花缭乱，欣喜若狂。这一切都迎合了日本民族对于传统的热爱，被认为宣告了太平盛世的到来。
但是在对皇位忠诚的表象下，隐藏着德川幕府最微妙的陷阱。如果说他们意识到必须保留对皇位的崇拜，他们却规定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高阶僧侣，其他人应当怀着敬意远远地敬拜。以神圣的名义，京都朝廷被剥夺了以往的摄政们允许它保留的最后一点政治权力。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在京都，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朝廷，实际上这支队伍的成员却是从德川家族久经考验的卫队中选拔的。他们连续邀请一位皇族王子遁入空门，作为上野寺庙的住持住在江户。这意味着他们在江户始终控制着京都的一位人质。在未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大名们不得向天皇进言。
对于看不见也听不着的天皇，人们怀着一种神秘的敬畏感。天皇的宫廷现在成了最严格意义上的“禁地”。在半宗教性概念里，朝廷丧失了它自古以来的重要政治地位。难怪最早访问我国的西方人写道，日本有两个统治者，江户的世俗统治者和京都的精神统治者。尽管我们的祖先在德川幕府时期不断向天皇表示效忠，他们却完全没有我们今天所怀的火热激情。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而在我们看来，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皇家血统被认为高于所有的阶级差异。仅次于天皇的社会等级是公家，即京都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公家在社会上的高贵地位源自他们与天皇的关系。由于接近天皇，他们被诗意地称为“月亮的朋友”和“云的客人”。他们的命运与皇室的兴衰息息相关。自他们积极参与帝国事务之日起，日本在政治上经历了无数的变迁。尽管如此，公家对皇室始终忠贞不渝。这是日本民族另一个执拗地墨守成规的突出例证，这一特性使其在迎新之际并不辞旧。
公家是那些参与了从645年到1166年期间天皇统治的王侯官宦的后人。那时的政体以及社会风俗和艺术表现形式，主要仿照中国唐代的模式。公家始终是旧体制理念的守护者。在中国一次又一次尝试推行新政策之时，日本在向德川幕府君主制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封建制的不同阶段。然而，公家仍然生活在12世纪以前的时代。他们的装束是11世纪的，他们遵循的礼仪是10世纪的。他们用唐朝的语音语调朗诵中文，随着舞乐的古典节拍翩翩起舞。这些都是9世纪之前的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欣赏藤原诗歌的语言纯正，作画时运用传统画派的技巧。正是由于他们热衷于缅怀以往，我们才保留了印度教的各种礼仪及中国早期的佛教教义。
由于这些达官显贵与天皇交往密切，他们在国家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德川幕府迎合并尊重他们。公家的地位排在大名之前。他们的收入，即使没有大大增加，至少还是有保障的。部分公家一定对这最后一点感到欣慰，他们还记得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有诗人亲笔题字的诗卷的苦日子。他们心满意足，而德川幕府通过通婚和及时提供财务支持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公家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尽管他们依然可以保留动听的头衔。枢密院官员负责辩论爱情小夜曲的优缺点，而高级国务大臣的职责是主持夜莺比赛。正是在这种精致的愚蠢日子里，我们棋局中的王后被帝国严肃下令撤销了。
从理论上来说，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京都朝中贵族的就是将近三百个被称为大名的封建领主（真正的显贵）了。然而，他们实际上比前者傲慢得多，权势也大得多。大名们分为不同阶层：前朝豪族的后裔外样大名[11]，和近期被德川幕府封授为贵族的大名。后者不是因为杰出贡献，就是因为他们与德川家族的某个成员有血缘关系才获此殊荣。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早期阶段，鉴于自古以来的尚武精神尚未被驯服，外样大名仍是一股对幕府构成巨大威胁的力量。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们采用了什么方法来维护军人的权势，使大名们通常处于绝对的控制之下，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任何一张德川幕府早期的日本地图都会显示，有封邑的藩国的散布状况使它们之间完全不可能结成政治联盟。在这种地图上，我们发现德川幕府封授的大名的领地范围在不断扩大，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像楔子一样插进以前受封的封建领地之间。渐渐地，全国各地交通要道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都从外样大名手里被夺走，转交给大将军本人，或是他的宠臣。他们还召集大名们到江户来开会，讨论领地的权利问题。这种做法不久就导致了一个新制度的开启，那就是每位大名每隔一年必须离开自己的封地，亲自前往江户对大将军宣誓效忠。而他的家人则被要求长期住在京城，作为人质。这样一来，在大名们不受大将军直接控制的时段里，他们的很多时间消耗在往返于从封地到京城的路上，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策划或实施反对政府的阴谋。新颁布的继承法规定，每个封建领地的承继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所有的婚姻也是如此。通过邀请大名们协助整修皇宫和其他公共设施，持续耗去封邑的收入。嫉妒和对抗的行为受到鼓励，以致大名之间形成互不信任和相互刺探的可悲局面。
对这种状态进行反抗的外样大名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虚弱。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惩处，不是被削减了受封的领地，就是被调动了职务，或是财产和领地均被没收。最后这项处罚一般伴随着死刑。他们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国家政府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封建制，但实际上已变成君主专制————有大家长式的仁慈，但绝对是专制的。他们不久就发现，他们最微小的行动也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以致他们开始信不过自己的家臣和随从。严厉的监视对象不只限于外样大名。由于担心行政权力与世袭影响相结合，德川幕府千篇一律地从他们自己封授的权势较小的大名中挑选内阁大臣。德川家族中有权势的成员和外样大名一样受到严厉监视。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在还政于天皇的斗争中，大名们对德川幕府的同情度不高。
大名之下是武士，或称为佩剑的绅士，有四十万之多。他们不是直接为大将军效劳，就是供职于各位大名的麾下。他们是世袭的。由于禁止与下层人士通婚，他们的血统很纯正，只有构成最下层武士的步兵除外。武士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佩戴两把剑，以及家族的徽章。武士内部又分许多阶层，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高层武士的庄园往往比小封邑领主的庄园还要大，收入也比他们丰厚。然而，根据武士的惯例，所有的武士都享有战友情谊带来的平等。正如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好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绅士，幕府将军也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第一武士。
不过，随着德川幕府的到来，大名和武士的存在就像京都的朝中贵族一样，变得不合时宜。武士是从12世纪帝国官僚制度崩溃到17世纪德川君主制兴起这段封建时期的产物，他们以异乎寻常的执着紧紧抱住以往岁月的理念不放。他们钟情的艺术是反映15世纪潮流的狩野派[12]，他们欣赏的音乐和戏剧是16世纪的日本歌舞能剧。他们日常的装束、喜爱的建筑和使用的语言保留着德川幕府之前那个时代的风格。他们的宗教信仰遵循禅学的宗旨，禅学是封建时期重要的灵感之源。事实上，武士的全部行为法典都是镰仓和足利时代的骑士留给他们的祖传法宝。在镰仓和足利时代，日本就是个大兵营。
德川家康接受了日本的现实，并利用了这个民族的习性与癖好。他通过军人阶层对传统习俗的热爱和以服从为天职的精神，使其默不作声。对于每件事的规定都以先例和惯例为准绳。武士和大名的儿子要严格追随其父的足迹，不能幻想出现改变。通过向武士灌输儒家思想，德川幕府既安抚了他们的好战天性，又鼓励了他们对传统的敬仰。关于他们称之为德川太平盛世的统治如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话语不断传入武士们的耳膜，以致他们希望并相信这一太平盛世会经久不衰。
在德川幕府时期，大名和武士的生活并不缺乏娱乐活动。除了击剑、巴西柔术比赛、放鹰捕猎和射箭竞技以外，他们还有能舞、茶道和没完没了的宴会。在那些宴会上，他们会如数家珍地细述其祖先的功勋。此外，他们还会花很多时间在樱花树下，作一些拙劣的中文诗。他们通常很富有，总是挥金如土，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蔑视根深蒂固。他们会为了一个罕见的宋代花瓶或是一把正宗铸造的剑一掷千金。令人叹为观止的后藤家族的金属工艺以及高丽氏的莳绘工艺，就是在他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大名和武士阶层的消失，日本的艺术鉴赏水平才急剧下降。
被自己的主公辞退或是由于他们为其效劳的领主被废黜而失业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有时候，一位在文学上有才华或怀有学术抱负的次子成为浪人，靠教书维生。浪人保留了武士阶层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而独立状态又赋予他们个性和思想上的自由，这是他们更加正统的兄弟从未享有的。正是浪人学者将明治维新的第一个讯息昭告于天下。
社会地位上的第四等级是平民，他们依序分为农民、艺人和商人。正如欧洲君主制兴起时百姓们辅助国王反对贵族一样，在日本，德川幕府发现平民是他们对付封建诸侯的最佳盟友，因而给了他们许多前所未有的特权。大众的生活和财产因此有了保障，在掠夺成性的豪族统治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甚至还可以进行自治。工商业不受干扰地蓬勃发展起来；农业尤其受到鼓励，因为政府的税赋就是通过大米来征收的。正是由于平民阶级，我们才有了闻名于世的日本艺术和工艺。我们要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戏剧和大众文学，以及鸟居[13]和北斋的浮世绘[14]。
然而，对于平民，德川幕府实行了隔离政策，通过传统的藩篱把他们圈在社会大厦的一个隔离层里。他们可以从事自己的行业，追寻自己的乐趣，但被禁止进入属于更高阶层的领域。他们不得佩戴家族徽章，甚至不能拥有姓氏。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剧场和那一类的演员，但是不能聆听武士阶层的能乐，不能观赏京都达官贵人所钟爱的古典舞蹈。
为了防止他们起义，所有的平民都不得拥有武器。数量庞大的秘密警察被用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稍稍流露一丝不满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无言的恐惧萦绕着他们，似乎所有的墙外都有人在偷听。他们只能劳作和服从，不能提出质疑。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才华横溢，平民终生都只能是平民。被无情的习俗和框框所环绕，他们的精力只能通过生活中的轻佻和宗教的忧伤来发泄。对于比较严肃的平民来说，宗教就是祈求无量佛[15]以无边无际的慈悲来广度众生。我们是否要惊叹，这种想法在印度教虔诚的信徒中也很突出？我们是否要指责，他们中间比较软弱和轻浮的人在将愚蠢理想化的过程中寻求忘我？
在平民之下，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之外的是贱民。他们是罪犯的后代。在早期，他们不得与其他家族通婚，因此独自形成了一个等级。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因为他们垄断了鞣制皮革业和皮革产品。根据佛教教义，这些行业被认为不洁。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就是从这些人里任命的。在明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治维新之前，与贱民阶层的任何接触都被认为有辱门风。
民族意识之流，被习俗筑起的水坝和堤防所分流，只能变得越来越狭窄，以致最后淤塞了。17世纪末，天然冲动之流枯竭了。后来出现的东方思想偏重微观的倾向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即使在中国也前所未有。我们的生活变得像矮小的盆景，那正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典型产物。只在可以自由发挥的文学艺术领域，才能发现些许活力。那个时代全民自我关注的趋势赋予日本艺术一种特殊的魅力。崇尚传统是风格和典雅的基础，它给所有的表现方式带来不可思议的精美。然而，正是这种古典主义趋势妨碍了艺术家进行浪漫主义尝试，因为在注重形式的大潮下，真正的个性受到压抑。各阶层在社会生活与理想方面的分野再次阻止了有创造力的心灵反映民族整体的爱好与志向。尽管在细枝末节上表现了一定的机智，偶尔还会有奔放的想象力的神来之笔，却不可能产生像尾形光琳[16]这种水平的画家，或是像近松门左卫门[17]这样有实力的诗人。一些艺术家就像美丽的水池，可以映现出当代思想的倒影，却没有一个能展现浩瀚大海般的理想。
不过，日本自己在蝶蛹中蛰伏一定感到很愉快，否则不会沉睡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依然有长者怀念那种悠闲的时日，那时没有人会粗俗到为自己着想。生活虽然有点注重形式，但很优雅。如果一个人能聪明地抓住机会，总能展现优雅的荒谬。“中国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于两千二百年前在披露专制的秘诀时说：“愉悦他们，勿使其疲惫，令其蒙昧无知。”一代宗师德川家康极其忠实地遵守了这些诫命。我们在蛰伏中很开心，我们不喜欢变革，我们不寻求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