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来自内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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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似乎有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西方用一个神奇的棒棒一点，就把我们从数百年的沉睡中唤醒了。然而，我们觉醒的真正起因来自内部。在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抵达日本海岸之前，我们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开始萌动，只是在等候那一事件来启动国家重新统一的运动。
三个不同的思想派别汇合在一起推动了日本获得新生。第一个指导她进行探究，第二个训导她付诸行动，第三个教诲她为了什么而行动。三个派别起源于涓涓细流，孕育于独立思想家的孤寂心灵。他们在谴责声中，通常是在流放中培育了这些思想。一些细流甚至是从监狱的高墙下流出，从绞刑架上涓滴下来的。它们藏匿在一排排保守主义植被中，几乎不为人知，直至汇合在一起在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热潮中喷涌而出。
第一个思想流派是古学派，在17世纪末为抗议官办书院的教条讲学而兴起。它的创始者声称，那些书院教授的朱熹的新儒学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只是佛教和道教的新款阐释。他们恳请学者们去阅读孔子的原著，从中重新悟出儒学真正的含义。
考虑到朱熹的评注被奉为正宗，这是古学派采取的一个大胆的立场。自从11世纪宋朝的光明时期以来，这些评注的权威在中国和日本从未受到质疑。古学派首次把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从形式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尽管它的自由主义倾向并没有引导它得出确切的结论。
这种探究性态度使其无法对儒家思想做出明确的阐释。它的一些信徒，如荻生徂徕[23]，竟然坚持说孔子纯粹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伦理教育家。而另外一些人，像山鹿素行[24]，则认为日本的体制体现了孔子有关道德律的思想。在儒学基础上拟定的武士法典就是山鹿素行的大作。然而，无论他们的结论如何的不同，他们都对德川时期的正统观念提出了异议，都受到了当局的非难。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山鹿素行被从江户驱逐出去，发配到遥远的无关紧要的封建领地赤穗。然而，就在他被软禁在赤穗期间，他的人格魅力激发四十七位当时著名的浪人试图展示他们令人难忘的忠诚。[25]这一事件不仅异乎寻常地揭示了新的武士道精神，也无言而雄辩地对德川幕府提出了抗议。
几乎与此同时，兴起了第二个流派，也是首个阳明学派。这个学派的名称来自它的创始人王阳明名字的日式发音。王阳明是位杰出人物，文武双全，既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又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生活在16世纪初叶的中国明朝。他从未停止过讲道，即使在中国南部平定叛乱的精彩战役中也是如此。他的哲学把朱熹的新儒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他接受了朱熹学说的主要观点。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给知识所下的定义。他认为，除非通过实践来体现，否则所有的知识都毫无益处。知之就要行之，要知行合一。只有用行为彰显出来的美德才是真实的。整个宇宙像波涛一样不停地汹涌向前，向更高的形态发展，呼唤所有的人加入这波澜壮阔的行列。为了身体力行这些思想，阳明学者必须生活得像圣人一样，把他们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事业。因此，他把儒学再次带回其真正的领域，也就是实践伦理学的范畴。
他的学说对中国本土似乎只有短期影响，但是对日本思想界却有着特殊的魅力，是后来激励明治维新运动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阳明学派在日本的一位先锋人物对琵琶湖周边地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至今仍在怀念他，把他尊为“活孔子”。另一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用他的工程技术改进了冈山地区的灌溉系统，为王阳明所激发的热忱留下了一座丰碑。然而，他因被视为异端而历尽磨难，在流放和耻辱中死去。
日本信奉王阳明思想的学者相信宇宙力量是动态的，在这方面他们比中国人走得更远。他们对于印度式思维，尤其是对佛教禅宗派的偏爱，使他们极其强调变化的概念，结果他们奇怪地得出了很多类似于现代进化论者所持的结论。未来的佛不同于过去的佛，因为他们除了后者之外还要包含更多的东西。每一个新生命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碎片之上，产生于无数正在瓦解的世界的分崩离析之中。轮回是在一个不同层面上的自我实现。变化多么壮丽！生与死的伟大飞越多么美好！
日本的阳明学者喜爱龙的形象。你见过龙吗？靠近它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因为没有凡人在看到它的全貌之后能全身而退。东方的龙不是中世纪的人所想象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而是集力量与仁爱于一身的精灵。它是变化之灵，因此也是生命之灵。我们把龙与最高权力，或者说是无所不在的君主事业联系在一起。它的形态随着周边环境不停地变化，你永远见不到它的终极状态。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谜。藏匿在人迹罕至的山洞，或是蜷缩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它蛰伏着等候缓缓醒来奋起行动的时机。它在暴风雨的云层中现身，在翻腾着泡沫的黑色旋涡中洗涤它的鬃毛。它的爪子在电闪雷鸣中时隐时现，它的鳞片在暴雨打落的松树皮中闪闪发光。在飓风中可以听到它的呼啸，把林木的枯叶吹得遍地翻飞的飓风加快了春的脚步。龙在现身时总是稍纵即逝，它极为形象地体现了在耗尽物质后抖落无用碎屑的生命活力。一次又一次地蜷缩以积蓄力量，它在暴风雨中脱落粗硬的皮，刹那间立起身子在鳞光的闪烁中若隐若现。他从不先发制人，除非它的喉咙被触及，那时候戏弄它的人就要遭殃了！
据说龙从来都是千变万化的。有哪一种鲜花，哪一种生活不是如此呢？在阳明学者看来，知识的奥秘在于穿透变化强加在事物身上的表象。所谓的事实和形式只是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下面隐藏着真正的生活。他们喜欢用道家的宝马寓言来说明这个观点。这个寓言说的是，从前中国的一位君王想得到世界上最出色的骏马，他就请对骏马了如指掌的伯乐在各地搜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伯乐回来了，向君王报告说一个牧场上有一匹栗色牝马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瑕的骏马。于是国王派臣子带着金银财宝去把这匹马带回宫廷。但是，臣子们来到伯乐所说的地方，没有找到栗色的牝马，只找到一匹黑色的公马。他们把这匹黑马带回来，却发现这匹马是集俊美和力量于一身的绝品。对于能赏识马的真正行家来说，宝马是靠一种超越颜色和性别的东西来识别的，颜色和性别只是次级特征。阳明学者说，即便如此，也需要拥有真正的知识来识别宝马。
正统的书院派学者以双倍的敌意对待阳明学派，认为他们歪曲了自己所信奉的新儒学。伴随他们的审查而来的恐怖与其说是对教义本身公开进行抨击，不如说是对持这些观点的人进行阴险而意想不到的处罚。尽管如此，这种新观念还是在审查制度的干预力量比较薄弱的边远领地得到扶植，并逐渐扩大了影响力。萨摩藩和长州藩成为这一哲学流派的主要庇护所。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日本所有伟大的现代政治家都出自这两个地区。在同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官们，很多都是在阳明学说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正是王阳明思想使他们在险境中沉着冷静，在拟定计划时足智多谋，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机警应对。主要得益于王阳明思想的传播，日本在明治维新翻天覆地的动荡中认识了龙。
正如伯乐的宝马一样，尽管数百年来日本历史蒙上了层层沉积物，旧日本的精神依然昭彰。德川幕府完全有理由对阳明学说的革命性感到恐惧，因为其追随者在涉及他们有关公义的理念时没有丝毫的犹豫。1837年爆发大饥荒时，大阪的官员出于不足道的理由拒绝向百姓发放维持生存的口粮。这时，就是大阪一位著名的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26]挺身而出，带着他的众多弟子公开进行反抗。他向当地驻军开火，控制了他们，打开政府的粮仓向饥饿的民众放粮。事件过后，他平静地面对死亡。他的心态可在其撰写的一本有趣的带有哲学意味的书中略见一斑。他说：“要像闪电般出击，像雷声般可怕，但是不要忘了，上面的天空永远清澈。”
既不是古学派的异端思想也不是阳明学派的丈夫气概衍变出还政于天皇的政治概念。毕竟，它们只是儒家思想的异化，儒家思想明令要服从现政权，只要社会的精神生活没有因此而被摧毁。正因为如此，明朝的学者没有对满族统治进行反抗。出于同一原因，德川时期的儒家学者，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学派，从未梦想对我们的政体实行变革。
王阳明教诲人们要付诸行动，但是没有说明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历史学派的使命就是弥补这一不足。历史学派不是异端，因此极少引起审查者的疑虑。相反，德川幕府对其采取鼓励态度，因为它符合德川时期的传统政策。这一运动始于德川幕府的早期，他们编纂了帝国主要家族的族谱，出版了提升德川家族声誉的史料。一位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撰写的一段重要历史很有意思，显示其奴性十足地逢迎经典儒家思想：作者试图证明天皇的血统来自中国的多位圣人。然而在18世纪初，注重研究成果的纯理论之光出现在对于语言学的研习中。宪一阿阇梨领导的这个运动在本居宣长和村田春海的杰出著作中达到顶峰，在我们源远流长的诗歌和历史中打开了思想的新视野。接近18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大增，以致德川幕府和富有的大名们争相收集罕见的手稿和各种有关艺术的出版物。与此同时，政府委任著名的鉴赏家来调查和记录奈良和京都古老寺院珍藏的瑰宝。这些做法不断揭开数百年来蒙在过往岁月上的面纱。这的确是日本的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知识的普及导致了神道教的复苏。千百年来，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的纯洁性被一波波来自大陆的影响所淹没，直至它原本的特征几乎丧失殆尽。在9世纪，它沦落为深奥的佛教的一个分支，欣赏神秘的象征主义。而在15世纪之后，它在精神上完全是新儒家思想，接受了道教有关宇宙的诠释。但是，随着古代知识的再次流行，它被剥离了外来的成分。神道教在9世纪初创立时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一种纯洁质朴的从神明时代流传下来的崇拜。它主张坚持大和民族祖传的理想：简朴诚实地做人，服从祖先授予天皇的个人统治，热爱祖辈留给我们的土地。她神圣而非凡的海岸，从未让外国征服者涉足。
这个学派呼吁日本摆脱对中国和印度理念的盲目追随，转而信靠自己。这种重视历史的精神横扫文学、艺术和宗教领域，直至最后触及了武士的心灵。在那之前，它的影响非常显著，但不重大，它的表达方式是学者式的，因此涉及的范围有限。19世纪早期一些作家的作品把这个新信息大众化了，其中包括地位最高的诗人兼史学家赖山阳。通过他明了的阐释，青年武士和浪人才明白了过往历史的全部意义。他们回想起皇家尊严被遗忘的岁月，皇室在足利幕府傲慢而残酷的冲击下退缩。由于无人忠心耿耿地进行整修，皇宫本身也沦落得破败不堪，而大将军金碧辉煌的楼阁却近在眼前。他们心酸地读着某位寂寞的保皇人士的诗歌。诗人就像一只孤寂的布谷鸟，将哀伤的歌洒向漆黑的夜空。
带着骄傲与忧伤，他们仔细查考了后醍醐天皇[27]的故事：他打击了镰仓幕府的权力，一度重新建立起天皇的合法统治。他们回想起他在唤起整个民族反抗篡权者时展现的大无畏精神；他被流放至边远的佐渡岛又奇迹般地乘一只渔船逃离；他对敌人的多次胜利，坚定地固守在吉野山[28]，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朝廷，直至樱花覆盖了他的陵墓，向他献上温柔的敬意。楠木正成[29]憔悴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升起，那位为后醍醐天皇战斗不息的英雄，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事业已经失败。他们读到，正是他第一个敢于响应天皇的号召，与篡权者作战；他如何策划和展开游击战，导致天皇一度重新掌权，并在功成名就之后不求回报。“你最后的愿望是什么？”他问自己的兄弟。当时，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他俩都刚从与足利军队进行的最后一场鏖战中脱身。他面带微笑听到对方迅速地回答：“我希望再次投胎为天皇狠狠打击敌人！”楠木正成说，“虽然佛教认为这种愿望是有罪的，会下阿修罗[30]的地狱，然而我希望不是一次，而是七次为了同样的目的投胎。”随后他们彼此用剑击倒了对方。他们读到，楠木正成的儿子正行拒绝了深爱着他的宫廷第一美女。当时天皇向他提亲，以酬谢他继承了父辈的忠诚。正行说，他活着是为了战死，而不是为了爱情。
随着武士们回忆起过往年代所发生的一切，天子曾经的荣耀在他们脑中闪现。他们看见了天皇亲自率领大军走向胜利。他们听见了自己的祖先用剑击盾的铿锵之声————先辈们高唱大伴家持[31]谱写的战歌，为能死在天皇身边感到无限幸福。他们一想到笼罩着皇位的阴影，就开始哭泣。他们前去拜谒由于无人照料而开始衰败的帝王陵墓，用泪水洗刷青苔覆盖的台阶。德川家族是何方人士，竟敢挡在他们与自己的合法君主之间？哦，为天皇而死，何等荣耀！
历史之魂现在站了起来，手握宝剑，用上好的钢材铸成的宝剑。就像他的武器，武士沉着冷静，但决不会忘记他在其中所锻造的烈火。他的激烈在行为准则的约束下趋于缓和。在封建时期，禅学教会他自我约束，使彬彬有礼成为勇敢的标志。德川时期的儒家学说加强了责任意识，使他藐视所有的障碍。他并不进行无谓的冒险，因为他的勇气从未受到质疑。他朝着死亡迈进，并非带着盲目而狂热的愤怒，而是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渗透了他灵魂的历史精神使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以前奉献给他所侍奉的王侯的忠心现在全部献给了天皇。
历史精神不久就弥漫了大名的各个阶层。它首先进入了外样大名的灵魂。像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藩主，他们对德川幕府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其后，历史精神也影响了甚至德川家族的亲王，尤其是水户的亲王和越前的藩主。这些大名培养的学者，怀着他们的神道教信仰和王阳明精神，积极鼓吹恢复皇权。应当指出的是，自动向天皇交出政权的最后一任大将军德川庆喜[32]就是水户的亲王。
理想化为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剑将从静默的剑鞘里拔出，霹雳般地刺向敌人。
古怪的耳语从城市传入乡村。荷花在浑浊的水面上战栗，破晓前的星光开始暗淡，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漫无边际的静寂蓦然降临日本大地。王阳明来到了海外，龙在召唤飓风。就是在这一时刻，西方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
外国人似乎有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西方用一个神奇的棒棒一点，就把我们从数百年的沉睡中唤醒了。然而，我们觉醒的真正起因来自内部。在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抵达日本海岸之前，我们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开始萌动，只是在等候那一事件来启动国家重新统一的运动。
三个不同的思想派别汇合在一起推动了日本获得新生。第一个指导她进行探究，第二个训导她付诸行动，第三个教诲她为了什么而行动。三个派别起源于涓涓细流，孕育于独立思想家的孤寂心灵。他们在谴责声中，通常是在流放中培育了这些思想。一些细流甚至是从监狱的高墙下流出，从绞刑架上涓滴下来的。它们藏匿在一排排保守主义植被中，几乎不为人知，直至汇合在一起在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热潮中喷涌而出。
第一个思想流派是古学派，在17世纪末为抗议官办书院的教条讲学而兴起。它的创始者声称，那些书院教授的朱熹的新儒学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只是佛教和道教的新款阐释。他们恳请学者们去阅读孔子的原著，从中重新悟出儒学真正的含义。
考虑到朱熹的评注被奉为正宗，这是古学派采取的一个大胆的立场。自从11世纪宋朝的光明时期以来，这些评注的权威在中国和日本从未受到质疑。古学派首次把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从形式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尽管它的自由主义倾向并没有引导它得出确切的结论。
这种探究性态度使其无法对儒家思想做出明确的阐释。它的一些信徒，如荻生徂徕[23]，竟然坚持说孔子纯粹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伦理教育家。而另外一些人，像山鹿素行[24]，则认为日本的体制体现了孔子有关道德律的思想。在儒学基础上拟定的武士法典就是山鹿素行的大作。然而，无论他们的结论如何的不同，他们都对德川时期的正统观念提出了异议，都受到了当局的非难。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山鹿素行被从江户驱逐出去，发配到遥远的无关紧要的封建领地赤穗。然而，就在他被软禁在赤穗期间，他的人格魅力激发四十七位当时著名的浪人试图展示他们令人难忘的忠诚。[25]这一事件不仅异乎寻常地揭示了新的武士道精神，也无言而雄辩地对德川幕府提出了抗议。
几乎与此同时，兴起了第二个流派，也是首个阳明学派。这个学派的名称来自它的创始人王阳明名字的日式发音。王阳明是位杰出人物，文武双全，既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又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生活在16世纪初叶的中国明朝。他从未停止过讲道，即使在中国南部平定叛乱的精彩战役中也是如此。他的哲学把朱熹的新儒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他接受了朱熹学说的主要观点。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给知识所下的定义。他认为，除非通过实践来体现，否则所有的知识都毫无益处。知之就要行之，要知行合一。只有用行为彰显出来的美德才是真实的。整个宇宙像波涛一样不停地汹涌向前，向更高的形态发展，呼唤所有的人加入这波澜壮阔的行列。为了身体力行这些思想，阳明学者必须生活得像圣人一样，把他们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事业。因此，他把儒学再次带回其真正的领域，也就是实践伦理学的范畴。
他的学说对中国本土似乎只有短期影响，但是对日本思想界却有着特殊的魅力，是后来激励明治维新运动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阳明学派在日本的一位先锋人物对琵琶湖周边地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至今仍在怀念他，把他尊为“活孔子”。另一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用他的工程技术改进了冈山地区的灌溉系统，为王阳明所激发的热忱留下了一座丰碑。然而，他因被视为异端而历尽磨难，在流放和耻辱中死去。
日本信奉王阳明思想的学者相信宇宙力量是动态的，在这方面他们比中国人走得更远。他们对于印度式思维，尤其是对佛教禅宗派的偏爱，使他们极其强调变化的概念，结果他们奇怪地得出了很多类似于现代进化论者所持的结论。未来的佛不同于过去的佛，因为他们除了后者之外还要包含更多的东西。每一个新生命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碎片之上，产生于无数正在瓦解的世界的分崩离析之中。轮回是在一个不同层面上的自我实现。变化多么壮丽！生与死的伟大飞越多么美好！
日本的阳明学者喜爱龙的形象。你见过龙吗？靠近它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因为没有凡人在看到它的全貌之后能全身而退。东方的龙不是中世纪的人所想象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而是集力量与仁爱于一身的精灵。它是变化之灵，因此也是生命之灵。我们把龙与最高权力，或者说是无所不在的君主事业联系在一起。它的形态随着周边环境不停地变化，你永远见不到它的终极状态。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谜。藏匿在人迹罕至的山洞，或是蜷缩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它蛰伏着等候缓缓醒来奋起行动的时机。它在暴风雨的云层中现身，在翻腾着泡沫的黑色旋涡中洗涤它的鬃毛。它的爪子在电闪雷鸣中时隐时现，它的鳞片在暴雨打落的松树皮中闪闪发光。在飓风中可以听到它的呼啸，把林木的枯叶吹得遍地翻飞的飓风加快了春的脚步。龙在现身时总是稍纵即逝，它极为形象地体现了在耗尽物质后抖落无用碎屑的生命活力。一次又一次地蜷缩以积蓄力量，它在暴风雨中脱落粗硬的皮，刹那间立起身子在鳞光的闪烁中若隐若现。他从不先发制人，除非它的喉咙被触及，那时候戏弄它的人就要遭殃了！
据说龙从来都是千变万化的。有哪一种鲜花，哪一种生活不是如此呢？在阳明学者看来，知识的奥秘在于穿透变化强加在事物身上的表象。所谓的事实和形式只是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下面隐藏着真正的生活。他们喜欢用道家的宝马寓言来说明这个观点。这个寓言说的是，从前中国的一位君王想得到世界上最出色的骏马，他就请对骏马了如指掌的伯乐在各地搜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伯乐回来了，向君王报告说一个牧场上有一匹栗色牝马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瑕的骏马。于是国王派臣子带着金银财宝去把这匹马带回宫廷。但是，臣子们来到伯乐所说的地方，没有找到栗色的牝马，只找到一匹黑色的公马。他们把这匹黑马带回来，却发现这匹马是集俊美和力量于一身的绝品。对于能赏识马的真正行家来说，宝马是靠一种超越颜色和性别的东西来识别的，颜色和性别只是次级特征。阳明学者说，即便如此，也需要拥有真正的知识来识别宝马。
正统的书院派学者以双倍的敌意对待阳明学派，认为他们歪曲了自己所信奉的新儒学。伴随他们的审查而来的恐怖与其说是对教义本身公开进行抨击，不如说是对持这些观点的人进行阴险而意想不到的处罚。尽管如此，这种新观念还是在审查制度的干预力量比较薄弱的边远领地得到扶植，并逐渐扩大了影响力。萨摩藩和长州藩成为这一哲学流派的主要庇护所。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日本所有伟大的现代政治家都出自这两个地区。在同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官们，很多都是在阳明学说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正是王阳明思想使他们在险境中沉着冷静，在拟定计划时足智多谋，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机警应对。主要得益于王阳明思想的传播，日本在明治维新翻天覆地的动荡中认识了龙。
正如伯乐的宝马一样，尽管数百年来日本历史蒙上了层层沉积物，旧日本的精神依然昭彰。德川幕府完全有理由对阳明学说的革命性感到恐惧，因为其追随者在涉及他们有关公义的理念时没有丝毫的犹豫。1837年爆发大饥荒时，大阪的官员出于不足道的理由拒绝向百姓发放维持生存的口粮。这时，就是大阪一位著名的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26]挺身而出，带着他的众多弟子公开进行反抗。他向当地驻军开火，控制了他们，打开政府的粮仓向饥饿的民众放粮。事件过后，他平静地面对死亡。他的心态可在其撰写的一本有趣的带有哲学意味的书中略见一斑。他说：“要像闪电般出击，像雷声般可怕，但是不要忘了，上面的天空永远清澈。”
既不是古学派的异端思想也不是阳明学派的丈夫气概衍变出还政于天皇的政治概念。毕竟，它们只是儒家思想的异化，儒家思想明令要服从现政权，只要社会的精神生活没有因此而被摧毁。正因为如此，明朝的学者没有对满族统治进行反抗。出于同一原因，德川时期的儒家学者，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学派，从未梦想对我们的政体实行变革。
王阳明教诲人们要付诸行动，但是没有说明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历史学派的使命就是弥补这一不足。历史学派不是异端，因此极少引起审查者的疑虑。相反，德川幕府对其采取鼓励态度，因为它符合德川时期的传统政策。这一运动始于德川幕府的早期，他们编纂了帝国主要家族的族谱，出版了提升德川家族声誉的史料。一位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撰写的一段重要历史很有意思，显示其奴性十足地逢迎经典儒家思想：作者试图证明天皇的血统来自中国的多位圣人。然而在18世纪初，注重研究成果的纯理论之光出现在对于语言学的研习中。宪一阿阇梨领导的这个运动在本居宣长和村田春海的杰出著作中达到顶峰，在我们源远流长的诗歌和历史中打开了思想的新视野。接近18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大增，以致德川幕府和富有的大名们争相收集罕见的手稿和各种有关艺术的出版物。与此同时，政府委任著名的鉴赏家来调查和记录奈良和京都古老寺院珍藏的瑰宝。这些做法不断揭开数百年来蒙在过往岁月上的面纱。这的确是日本的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知识的普及导致了神道教的复苏。千百年来，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的纯洁性被一波波来自大陆的影响所淹没，直至它原本的特征几乎丧失殆尽。在9世纪，它沦落为深奥的佛教的一个分支，欣赏神秘的象征主义。而在15世纪之后，它在精神上完全是新儒家思想，接受了道教有关宇宙的诠释。但是，随着古代知识的再次流行，它被剥离了外来的成分。神道教在9世纪初创立时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一种纯洁质朴的从神明时代流传下来的崇拜。它主张坚持大和民族祖传的理想：简朴诚实地做人，服从祖先授予天皇的个人统治，热爱祖辈留给我们的土地。她神圣而非凡的海岸，从未让外国征服者涉足。
这个学派呼吁日本摆脱对中国和印度理念的盲目追随，转而信靠自己。这种重视历史的精神横扫文学、艺术和宗教领域，直至最后触及了武士的心灵。在那之前，它的影响非常显著，但不重大，它的表达方式是学者式的，因此涉及的范围有限。19世纪早期一些作家的作品把这个新信息大众化了，其中包括地位最高的诗人兼史学家赖山阳。通过他明了的阐释，青年武士和浪人才明白了过往历史的全部意义。他们回想起皇家尊严被遗忘的岁月，皇室在足利幕府傲慢而残酷的冲击下退缩。由于无人忠心耿耿地进行整修，皇宫本身也沦落得破败不堪，而大将军金碧辉煌的楼阁却近在眼前。他们心酸地读着某位寂寞的保皇人士的诗歌。诗人就像一只孤寂的布谷鸟，将哀伤的歌洒向漆黑的夜空。
带着骄傲与忧伤，他们仔细查考了后醍醐天皇[27]的故事：他打击了镰仓幕府的权力，一度重新建立起天皇的合法统治。他们回想起他在唤起整个民族反抗篡权者时展现的大无畏精神；他被流放至边远的佐渡岛又奇迹般地乘一只渔船逃离；他对敌人的多次胜利，坚定地固守在吉野山[28]，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朝廷，直至樱花覆盖了他的陵墓，向他献上温柔的敬意。楠木正成[29]憔悴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升起，那位为后醍醐天皇战斗不息的英雄，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事业已经失败。他们读到，正是他第一个敢于响应天皇的号召，与篡权者作战；他如何策划和展开游击战，导致天皇一度重新掌权，并在功成名就之后不求回报。“你最后的愿望是什么？”他问自己的兄弟。当时，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他俩都刚从与足利军队进行的最后一场鏖战中脱身。他面带微笑听到对方迅速地回答：“我希望再次投胎为天皇狠狠打击敌人！”楠木正成说，“虽然佛教认为这种愿望是有罪的，会下阿修罗[30]的地狱，然而我希望不是一次，而是七次为了同样的目的投胎。”随后他们彼此用剑击倒了对方。他们读到，楠木正成的儿子正行拒绝了深爱着他的宫廷第一美女。当时天皇向他提亲，以酬谢他继承了父辈的忠诚。正行说，他活着是为了战死，而不是为了爱情。
随着武士们回忆起过往年代所发生的一切，天子曾经的荣耀在他们脑中闪现。他们看见了天皇亲自率领大军走向胜利。他们听见了自己的祖先用剑击盾的铿锵之声————先辈们高唱大伴家持[31]谱写的战歌，为能死在天皇身边感到无限幸福。他们一想到笼罩着皇位的阴影，就开始哭泣。他们前去拜谒由于无人照料而开始衰败的帝王陵墓，用泪水洗刷青苔覆盖的台阶。德川家族是何方人士，竟敢挡在他们与自己的合法君主之间？哦，为天皇而死，何等荣耀！
历史之魂现在站了起来，手握宝剑，用上好的钢材铸成的宝剑。就像他的武器，武士沉着冷静，但决不会忘记他在其中所锻造的烈火。他的激烈在行为准则的约束下趋于缓和。在封建时期，禅学教会他自我约束，使彬彬有礼成为勇敢的标志。德川时期的儒家学说加强了责任意识，使他藐视所有的障碍。他并不进行无谓的冒险，因为他的勇气从未受到质疑。他朝着死亡迈进，并非带着盲目而狂热的愤怒，而是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渗透了他灵魂的历史精神使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以前奉献给他所侍奉的王侯的忠心现在全部献给了天皇。
历史精神不久就弥漫了大名的各个阶层。它首先进入了外样大名的灵魂。像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藩主，他们对德川幕府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其后，历史精神也影响了甚至德川家族的亲王，尤其是水户的亲王和越前的藩主。这些大名培养的学者，怀着他们的神道教信仰和王阳明精神，积极鼓吹恢复皇权。应当指出的是，自动向天皇交出政权的最后一任大将军德川庆喜[32]就是水户的亲王。
理想化为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剑将从静默的剑鞘里拔出，霹雳般地刺向敌人。
古怪的耳语从城市传入乡村。荷花在浑浊的水面上战栗，破晓前的星光开始暗淡，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漫无边际的静寂蓦然降临日本大地。王阳明来到了海外，龙在召唤飓风。就是在这一时刻，西方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